从三方面重新审视中国内需的战略定位

编者：本版今起推出“中国内需面面观”专栏，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大变局的关键时刻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战略定位、突围路径等，进行多角度分析，以期与读者共同探讨，获得全新认识。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与出口一直是两匹快马，对经济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国内消费只是一个配角，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是去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原有格局，尤其是各大经济体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出现了哪些质的变化，需要作哪些战略上的调整？需要从全新角度、从三方面加以审视。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讲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首先是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问题。近日，随着4月份经济数据的陆续公布，各路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再次发出歧见。4月份，除了投资与消费外，大部分数据同比都呈下降态势，经济企稳的形势不容乐观。为此，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中国经济今年肯定能够实现8％的增长目标。政府有足够资源，必要时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针对每个月的经济数据，分析人士都要看图说话，做一番解释，这种做法，难免停留在表面，没有太大意思。要知道，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仅用一两个月的数据，很难说明问题。而一些大而化之的解说，有时甚至会模糊焦点，误导公众。至于能不能保八，其实也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因为去年经济是两个极端，一季度偏热，下半年偏冷，四季度更是冷得厉害，而今年只要措施得当，下半年经济同比增长肯定会有明显提高。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不在能不能保八，而是用什么方法来保八，用什么代价来保八。在外部需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用旧的思维方式来看问题。这是需要调整的视角之一。另外，怎样来实现经济增长，对投资、消费与出口的比例关系究竟应该怎么看，尤其是对国内消费在战略上需要做哪些调整，它对中国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这才是当前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刚刚结束了中国之行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抛出的几句话，倒是很有意思。这也是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经济动向。

克鲁格曼说，过去贸易盈余国家帮助了其他国家。因为它们提供了便宜的产品。但是到如今，在这个失业率攀升的世界上，过去的原则再也没有道理了。因为，盈余国家成了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现在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你有很多贸易盈余，就会使其他国家非常生气，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不能容忍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

克鲁格曼还有一段话，美国举债过多导致了很多问题。但问题是谁给了钱，为什么美国要花超过他们赚到的钱呢？美国已经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费，不能再成为一个举债消费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财富。所以，这种不可持续的方法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让中国创造更多的内需，而不再依赖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财富。美国也应该增加储蓄率，来适应新的环境。

克鲁格曼的这番话，并不新鲜，也不是发达经济体少数经济学家的非主流论调。早在克鲁格曼来中国做巡回演讲之前，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在去年10月的一篇长文《亚洲的复仇》中，引用了多位欧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和储蓄过剩与发达经济体的巨额债务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金融危机的成因。

沃尔夫说，这十年来，全球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是这样的：美国和其它一些高收入国家作为支出者和最终借款人的抵消作用出现，抵消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大规模的储蓄盈余（主要是新兴经济体拥有的大量储蓄盈余）。问题是，如果要靠将巨额储蓄盈余转移至世界上最富裕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上，才能实现全球宏观经济的平衡，这样的模式既不可取，又不具有持续性。为此，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将过剩的储蓄或者变成高回报的投资，或者由世界上的穷人进行消费。而极力扩大内需也很关键，任何处于当前形势下的国家都有理由这么做。

沃尔夫和克鲁格曼等人的这些话，透露出怎样的信息呢？第一，发达经济体正在极力改变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新兴经济体再要想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将变得十分困难。第二，扩大内需，促进就业与消费，已成为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唯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保护将难以避免。据商务部信息，今年前4个月，中国的贸易摩擦同比上升26.7%，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这则信息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注脚。

对于沃尔夫和克鲁格曼等人的言论，特别是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之于新兴经济体的说法，人们尽可以表示不同意见，表示反对，但仅止于此，而不加深入研究，那是无济于事的，甚至是有害的。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过度的贸易盈余，需要换一个角度来观察。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对新兴经济体就一定是好事吗？一定是最优选择吗？需要用事实和数据来说话。

这里，有一个情况不能不提，这就是中国在扩大对外贸易、迅速增加外贸盈余的同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以外汇储备为例，在这方面，我们至少亏了三次。首先，出口产品以“价廉物美”著称，这其实是在廉价出让剩余价值，亏了一次。其次，将辛苦挣来的外汇主要用于购买外国国债，而发达经济体则以直接投资等方式进入中国，获取远高于债券的收益，这又亏了一次。再次，自汇率改革后，本币持续升值，使资产价格发生了变化，原有外汇积累遭遇贬值，而现行的外向型企业则遭遇了本币升值的困扰，这再亏了一次。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积累、增强后劲、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在以前家底薄弱的时候，这样做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当你作为世界工厂，付出了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代价，拿到的只是为别人打工的技术，而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却被别人拿走的时候；当你把钱借给别人，而别人用你的钱到你这里赚你更多钱的时候；当你的外汇储备已是世界第一，而借你钱的人已经捅出娄子，还要来抱怨你的时候；当你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有条件在内需上做更大动作的时候，这样一种俾佣般的历史宿命，是否也该改一改呢？

由此来看，在世界经济大变盘的背景下，在三驾马车中，出口增长已变得十分困难，投资增长也在红色区间亮出了警示灯。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最终消费需求，就跟以往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其一，从老百姓生活与企业生产的微观层面看，采取有力措施，刺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对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品质，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加快城乡居民融入信息社会的步伐，尽早享受当代科技成果带来的种种便利，从而在根本上体现以人为本的政策宗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刺激最终消费，还能给企业带来扩大再生产、不断推陈出新的变革活力，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微观经济萌发出勃勃生机。

其二，从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协调运行看，加大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比重，协调储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从源头上改善经济结构，优化收入分配关系，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达到协调一致，也具有十分明显的战略意义。比如，继家电汽车下乡之后，国家再度动用财政手段，推出以旧换新的家电消费补贴措施。此举不仅可以化解企业因外需骤降而造成的经营困难，同时也能调节收入分配关系，让利于民，有效刺激老百姓的当期消费，实现财政政策的杠杆效应，引导国民经济走出整体下滑的阴影。

其三，从平衡内外需关系，有效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配置等几个层面看，加大刺激措施，激发国内居民的最终消费意愿，不仅能给国内企业带来活路，同时也能给境外贸易伙伴和其他企业带来更多机会。这对仍在快速发展、需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中国经济来说，也具有独特的亲合力与向心力。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吸引力的潜在市场。这个潜在性就存在于13亿中国人的消费之中。一旦激活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就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

从以上三方面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仅是应急之举，更关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在当前形势下，重新审视并调整最终消费在中国经济战略中的位置，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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